證券時報網
范璐媛
2024-10-16 20:27
【和而不同】
從2019年起，盡管遭受美國技術上的極限打壓，在極端困難的時期，甚至不得不斷臂求生，把榮耀系賣掉，大幅收縮業務。最終，華為不僅沒有被打趴下，反而絕地求生，以堅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對抗逆境。因而，它這番的突圍，并不讓人感到絲毫意外。
韓和元
縱觀歷史，我們不難發現，一國對他國經濟和技術所施加的封鎖，最后總表現得那么事與愿違。譬如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封鎖，和由此引發的大航海。大航海無疑開啟了人類歷史的新篇章，使原本獨立的各個文明連成一體，同時也引發了歐洲人的科技革命。但在大航海時代開始時，歐洲人在航海技術方面并不領先，中國人、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都比歐洲人強，但為什么偏偏是歐洲人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？
這得從13世紀阿拉伯人把中國的印刷術傳到歐洲說起。受益于印刷術，在歐洲信息的傳播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迅捷而廣泛。阿拉伯人無意之中做的印刷術傳播，及奧斯曼帝國所做的經濟封鎖這兩件事，仿佛是專為歐洲文藝復興準備的。文藝復興解放了歐洲人的思想。當然，文藝復興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從14世紀開始，一直到16世紀，前后持續約三百年，原因就是宗教勢力的反撲。科學帶有天生的客觀性，和宗教具有與生俱來的矛盾。歐洲的知識分子抬出古希臘的科學，也是為了打破教會對一切事務的話語權。羅馬教廷當然不會對動搖其統治的行為坐視不管，它將一切不符合宗教利益的行為都視為異端邪說，有的人甚至因此而死，比如布魯諾。
但正因文藝復興，歐洲人打開了眼界，這才發現自己居然這么落后，而東方早已把他們遠遠地拋在身后，尤其是傳說中的中國，按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里的說法，那里就是遍地黃金，富得流油。得益于古希臘的文化基因，歐洲人天生具有海洋商業文明的嗅覺，商業文明的特點就是哪里有錢就往哪里跑，既然東方富有，那就去東方尋找財富。
按傳統路線，歐洲人去往東方只有兩條路：一條是陸路，走地中海東岸，過兩河流域，越伊朗高原，再經中亞，然后可以到達中國；另一條路，從埃及，過紅海，入印度洋，走海路。只是，由于強大的奧斯曼帝國橫亙在中間——1499年奧斯曼帝國打敗了地中海的霸主威尼斯，奪取了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許多貿易據點。此后，整個絲綢之路完全被奧斯曼帝國壟斷，并對過往的西方商人課以重稅，這讓西歐國家為獲得東方的香料和瓷器，不得不重新尋找一條繞開奧斯曼的新商路。
而在這之前，中國的指南針也被阿拉伯人傳入歐洲，大航海時代可以說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了。
而伊比利亞半島資源貧乏，不適合農業種植，如果沒有貿易，這兩個國家會貧弱不堪，更要緊的是，這里還是抵抗北非穆斯林入侵的前線，如果不尋找出路，作為基督徒的歐洲人運命堪憂。也正是因此，最先吹起大航海時代號角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。
無獨有偶，封鎖失敗的案例，還有英國對法國和美國的技術封鎖。于18世紀中后期到19世紀上半葉，聯合王國無疑是當時全世界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，也是它領先于世界諸國的主要因素。為了保持他們從紡織機和蒸汽機帶來的競爭優勢，英國人對工業技術如同國家機密一樣，保守不泄露。為了防止科學技術外泄，1765年至1789年，英國政府甚至通過了若干的法律，禁止紡織與機器方面的熟練工人遷出，也不許紡織機、圖樣或模型出口。
然而縱是如此，仍然無法阻擋最新的科學技術的向外傳導。因為它無法阻止人們的腳步。有美國的“制造業之父”之稱的塞繆爾·斯萊特就是典型。塞繆爾（1768-1835），生于英國德比郡，14歲起學習紡織，掌握了紡織制造的全部知識。1789年11月，塞繆爾就帶著他充滿于腦海的先進工業技術，不顧聯合王國對熟練工人外遷的禁令，打扮成了個農場雇工，乘上了赴美國紐約的客船。1793年，塞繆爾憑借記憶，成功地復制了阿克萊特紡紗機，并拿著這些機器，于當年年底，在帕塔吉特與人合伙開設了一家全新的紡織工廠。這也是美國工廠制度的開始。英國新式紡紗機的仿制成功，使美國的棉紡織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，也成為打響美國工業革命的第一槍。幾年以后，塞繆爾的兄弟約翰也從英國來到美國，并帶來了關于克隆普頓（1753—1827）發明的“繆爾紡紗機”的相關知識。
《美國經濟史》作者福克納根據1860年《第八屆人口調查》報告做了一份統計，統計顯示，1860年時生活于美國的400萬移民中，像斯萊特兄弟這樣的機械師共407524人。而商人移民的數量同樣龐大，為231852人。這無疑成為美國工業最具活力的新鮮血液。除此之外，還有礦工39967人，工人872317人。正是這些資本家和工程技術移民的到來，也將先進技術源源不斷地從歐洲，尤其是從英國帶到了美國。為此，美國學者馬爾溫德·瓊斯就曾指出：“美國的每一個基礎工業——紡織、采礦、鋼鐵工業，都是靠英國工匠、工人、經理帶來的技術。”
同樣的案例還有拿破侖對英國的封鎖。已故美國經濟學家、社會學家奧爾森教授曾系統地研究了拿破侖戰爭期間，法國對英國食品的禁運封鎖情況。這一研究成果，集中體現在《戰時短缺經濟學》一書。奧爾森在書中寫道，如果按照食品進口量這一標準來予以衡量，那么，法國于戰時對英國所實施的食品運輸的封鎖，無疑是異常成功的。因為在該時期，英國的食品進口量確實大幅下挫。但問題在于，英國很快就對法國的封鎖，做出了相應的調整——英國人采取了建立現代農業生產體系，促進農業生產及杜絕浪費等舉措，來予以應對。
奧爾森說，由于替代的可能性，英國在應對封鎖造成的短缺時，并不像拿破侖所想象中的那么僵化。它們有相當強的能力，來替代那些短缺的商品。更為值得注意的是，這種替代不只是通常意義上的替代，即以某種替代品取代供應短缺的商品，就如用玉米替代大米。它的這種替代事實上更徹底，即英國人以通過調整自己的生產和消費模式，來替代了先前的稀缺。
供給學派代表人物阿瑟·拉弗曾高度評價奧爾森的這本書，認為這本著作是研究一國對他國實施經濟封鎖，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影響的經典范例。在書中，奧爾森告訴我們，拿破侖的大陸封鎖禁令并沒有達到從經濟上窒息英國的目的。反倒是在這種政策的刺激下，英國這個在食品供應方面，長期依賴于進口的島國，決心成為一個不受制于人的農業強國，它很快就發展起了足可媲美法國的農業生產體系。
美國《華盛頓郵報》顯然也持有奧爾森的這種觀點，它曾稱：制裁不會阻止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發展，制裁、封鎖只會刺激中國自主研發的決心。我亦持相同看法，2021年3月，我曾寫過一篇題為《拿破侖大陸封鎖政策的結果及其啟示》的文章，對歐美的經濟和技術封鎖，予以了質疑。
事實也是如此，從2019年起，盡管遭受美國技術上的極限打壓，在極端困難的時期，甚至不得不斷臂求生，把榮耀系賣掉，大幅收縮業務。最終，華為不僅沒有被打趴下，反而絕地求生，以堅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對抗逆境。因而，它這番的突圍，并不讓人感到絲毫意外。
（作者系廣州經濟學者）
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。
